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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绳吊坠编织教程(挂玉的绳子怎么编)

小编：小天来源：云玉网人气：℃ 发布时间：2023-07-20 10: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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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一、玉绳吊坠编织教程先将玉绳进行对折一下，然后左绳压在右绳上，左绳再从右绳的下方穿过，再次形成了一个线圈芹神；右绳从第二步步骤形成的线圈的下方穿过，然后右绳再从第二步骤形成的线圈里面穿出来，形成大概的...下面是玉绳吊坠编织教程(挂玉

导读：一、玉绳吊坠编织教程先将玉绳进行对折一下，然后左绳压在右绳上，左绳再从右绳的下方穿过，再次形成了一个线圈芹神；右绳从第二步步骤形成的线圈的下方穿过，然后右绳再从第二步骤形成的线圈里面穿出来，形成大概的...下面是玉绳吊坠编织教程(挂玉的绳子怎么编)的详细诠释。

玉绳吊坠编织教程(挂玉的绳子怎么编)

一、玉绳吊坠编织教程

先将玉绳进行对折一下，形成左、右2根绳子，然后左绳压在右绳上，形成了一个线圈；然后左绳再从右散茄绳的下方穿过，这样又形成了一个线圈，左绳再从右绳的下方穿过，再次形成了一个线圈芹神；右绳从第二步步骤形成的线圈的下方穿过，然后右绳再从第二步骤形成的线圈里面穿出来，形成大概的形状。之后拉紧便可编织完成吊坠的十字结编法。1/对折先将红绳进行对折一下，形成左、右2根绳子，然后左绳压在右绳上，形成了一个线圈。2/穿圈然后左绳再从右绳的下方穿过，这样又形成了一个线圈，左绳再从右绳的下方穿过，再次形成了一个线圈。3/穿绳右绳从第二步步骤形成的线圈的下方穿过，然后右绳再从第二步骤形成冲首察的线圈里面穿出来，形成大概的形状。4/拉紧接着便拉紧既可完成吊坠线十字结的编法。

二、挂玉的绳子怎么编

玉佩挂绳编织教程如下：方法一：

1、

将吊坠挂绳对折找到中间部分，把绑绳对折并将中间部分穿过挂绳。

2、

把珠子固定在挂绳中间部分。

3、

将固定好的绑绳的另一端穿过玉佩。

4、

根据玉坠大小留出合理长度编绑绳(一般0.5cm至2cm)。

5、

把两个绳子从背面穿过后打个简单的交叉结。

6、

然后分别拉紧两条线，拉紧后重复以上步骤。调整每次拉的松紧度。使每次操作结果保持一致。

7、

最后根枣御据线的粗细，合理的留出一部分。用剪刀把两边长度剪短。方法二

1、

将结尾处的线全部合在一起

2、

领取一根线，在合尾处正向打一个结。

3、

反向打结。

4、

正向打结。

5、

重复3,4部（一般8个结就够了）

6、

打好后剪去多余的部分，将线头烧一烧，防止脱线。方法三

1、

将绳碰碰子的两头用打火机烧热，用手快速捻一下，捻出细丝，这样就比较容易穿过吊坠的小孔了。

2、

将绳子从吊坠的正面穿孔而过，将吊坠孔与绳顶端保持1CM左右，也可以根据自己需求来预留长度。

3、

将吊坠正面朝上，吊坠绳互绑，轻轻拉紧绳子两端。

4、

将吊坠翻过来，背面朝上，将绳结拉紧打结。

5、

重复第三、第四步打结打结，直达打结编满为止。

6、

将多余笑岩谈的绳子剪整齐，最后用打火机烧热绳子端口，按平即可。

三、绑玉吊坠绳子教程

第一步：把两条绳子的头部用来自打火机烧一下，趁未凝己吸娘持预费固，把绳子捻尖，从玉器的孔里面穿过去。第二步：分开两条绳子，把右边的绳子翻到上面，弯向左边。然后左边的绳子压住右面化末的绳子，绕到后面，从右边绳子弯过来的孔洞那里穿过去。把2条绳子拉紧。第三步：把左边的绳子翻到上面，弯向右边，拉右边的绳子，绕到后面，从左边绳子弯成的孔洞那里穿出来，拉紧2条绳子。第四步：重复第二步的做法，把右边的绳子翻到上面企海满某请语织，弯向左边。然后左边的绳子压住右面的绳子，绕到后面，从右演直企宪们等试边绳子弯过来的孔洞那里穿过去。把2条绳子拉紧。做完这一步，集基本就OK了，如氢识最引果觉得还不紧，可以接着重复一下第三步的做法。如果觉得可以了，就接下去往下看：最后一步：剪断两边的绳子续统十谁脚极，剩下一小段哦，别剪太秃了。然后用打火机烧一下，融化后粘在那里就行了。学会了吗？这样绑出来的绳子很紧不会来回转动哦。下面再上点玉器挂绳的拉伸方法：一般我们买好甚径场到的挂绳都是可调终黄节的，怎样拉伸到适合自己的长度呢？上图喽***约苦安黑当距真会更春看到绳子时是这样的（下图）：如果觉得小，头套不进去，就拉完会力酒和皮子样两边的绳子（下图）：拉到尽头时不微英扬织审，两个线箍就碰到一起了，此刻是最大的长度（下图）：戴到脖子上以后，再捏住2个珠子和线箍一起往两边拉。拉到尽头，就回到最初的样子（下图）：此刻如果觉得吊坠有点太低了，想升高一点，就可以拉动绳子的2个珠子（不要拉线箍）往两边拉（下图）：一直拉到尽头，2个线箍就碰到一起了，珠子就吊在外面了，此刻是最短的长度（行下图）：

四、如何编玉绳手链

众里寻他“淒香轩”——黄一农“E考据”回应之二作者|欧阳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世的“曹雪芹史料”中，裕瑞的《枣窗闲笔》是口碑最差的一种。周汝昌先生说：“他提到关于雪芹家事的掌故，不免望风捕影，不尽靠得住*”[1]陈毓罴先生说：“如果真是出自‘前辈姻戚’的口中，仅得知其姓曹，汉军人，‘雪芹’二字是字是号也弄不清，‘其名不得知’，‘亦不知其隶何旗’，那么，这位‘前辈姻戚’究竟是否真和曹雪芹‘交好’，值得打上一个大的问号，令人怀疑他是故弄玄虚，信口开河。”[2]1991年“脂伪程真”论提出之后，因有“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此书身价顿时看涨。蔡义江先生嘲讽说：“欧阳健没有读过裕瑞的《枣窗闲笔》吧？或者即便读过，在创作‘作伪说’时也想不起来了吧？”他还算定我必无言以对：“欧阳健现在发现自己的奇谈原来有这么大的漏洞，他准备作怎样的辩解呢？我也能猜到几分：他大概会说，‘刘铨福化名脂砚斋’，就是受到那个胡编乱造的裕瑞的启示呀*”[3]他没有料想到，我其时早已写就《〈枣窗闲笔〉辨疑》，收进了1994年出版的《红楼新辨》。此后。蔡义江先生毫无反应，仿佛当初什么也没发生，只是在对新版电视剧表示不满的时候，发了一通《“新说”误人》说：“我很奇怪，现在电视节目制作者不知为什么对这些确实证据视而不见，不感兴趣，却偏偏要去找出与高鹗、程伟元同时代的裕瑞《枣窗闲笔》中一些道听途说的话来当作证据，说什么小说‘不知为何人之笔’，雪芹只是‘删改’者等等。这样误导观众，用意何在？是想帮助推销‘家酒’以分成吗？”除《红楼梦学刊》1994年第4期载唐顺贤《裕瑞曾见脂批甲戌本浅考——条辨〈枣窗闲笔〉“伪书”说》外，红学界二十年来也近乎群体噤声。直到2014年6月，台湾中山大学《文与哲》第24期发表黄一农先生《裕瑞〈枣窗闲笔〉新探》，重新将《枣窗闲笔》问题提到日程。2014年8月23日至29日，由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台湾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研究中心，携手北京故宫博物院、浙江大学在杭州举办第二届E考据与文史研习营，高树伟先生撰《裕瑞〈枣窗闲笔〉新考》予以响应；为展示“哆啦A梦式”的奇神魅力，短短几分钟就找到了裕颂庭清四次片，“及时有效地回应欧阳先生的质疑”[4]。这股“E考据”旋风袭来不久，赵建忠与陈传坤先生几乎同时发来黄先生的大作，希望我有所回应；缜密持重的金品之先生，在新浪博客转帖黄文，9月3日12：11评论道：“刚刚读过黄一农先生大作《裕瑞枣窗闲笔新探》的全文，认为此文足可证伪‘程前脂后’论。”我于9月29日10：13留言：“似不尽然。请观后续。”金先生9月29日14：59回复：“谢先生*乐观后续。节日快乐*”王夫之曰：“德必有邻，修德者不恃邻；学必会友，为学者不恃友；得道多助，创业者不恃助。不恃也，乃可恃也。故曰：‘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与《春柳堂诗稿》的辨伪由我“首难”不同，对《枣窗闲笔》的质疑却是潘重规先生1966年发端的，我不过是在新条件下加以响应而已。潘重规先生已于2003年4月24日在台北仙逝，我有责任以“致一”的态度，回应黄一农先生的“E考据”；因七个月前已对黄先生《春柳堂诗稿》研究作了回应，故题曰“再回应”云尔。一黄一农先生《裕瑞〈枣窗闲笔〉新探》开首摘要云：“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裕瑞的《枣窗闲笔》，此书是红学史上最早的文论专著，但有学者质疑此钞本的字体颇拙，不似裕瑞所为，且所钤‘淒香轩’一印乃造伪。笔者近在佘嘉惠为裕瑞绘制的《临罗两峰鬼趣图》上，新发现有‘思元主人’‘淒香轩’‘莺思蝶梦’三印亦见于《枣窗闲笔》钞本，且在比对裕瑞各诗文集中作者‘自录’之字迹后，可确切证明《枣窗闲笔》乃裕瑞的手稿，并进而讨论此书对红学研究之意义。”有人也许会问：辨《枣窗闲笔》之真伪，因何从“淒香轩”一印着手？事情还得从潘重规先生将海外偶得裕瑞《萋香轩文稿》付诸影印所作序说起。其序云：“此稿（指《萋香轩文稿》）真行书颇具晋唐人笔意，且所附评语亦均同时名士手笔，则此稿殆亦裕瑞自书。文学古籍社影印《枣窗闲笔》，原稿字体颇拙，且有怪谬笔误，如‘服*以狥’之‘狥’误为‘狗’，显出于抄胥之手，谓为原稿，似尚可疑，读者试取二稿比对观之，当可得其真际也。”我在《〈枣窗闲笔〉辨疑》中引申道：裕瑞工诗善画，且具相当学识，而《枣窗闲笔》不仅如稚子之涂鸦，且多错谬，除将“狥”误作“狗”字外，还把“原委”误作“原尾”，均可证书者为极不通之人。《枣窗闲笔》之非出裕瑞之手，还有一个证据。此书自序末署“思元斋自识”，下有“思元主人”“淒香轩”二印。裕瑞著有《萋香轩吟草》《萋香轩文稿》，其书斋当名“萋香轩”，而《枣窗闲笔》自序下所钤之印章竟刻成“淒香轩”，错得未免有点离奇。据此推知《枣窗闲笔》不惟出于“抄胥之手”，且抄手非受裕瑞之请托，而系后人之作伪，谅亦不为太过。潘重规先生谓“原稿字体颇拙”，我则以为“如稚子之涂鸦”；潘重规先生以“‘狥’误为‘狗’”判其“有怪谬笔误”，我又补充了两点：

1.

把“原委”误作“原尾”；

2.

将印章刻成“淒香轩”，结论是：“书者为极不通之人”；“《枣窗闲笔》不惟出于‘抄胥之手’，且抄手非受裕瑞之请托，而系后人之作伪”。黄一农先生做了件极有意义的工作：他从裕瑞《再刻枣窗文藁》《东行吟钞》《瀋居集咏》《枣窗文藁》《草檐即山集》《眺松亭赋钞》《清艳堂近藁》《樊学斋诗集》《萋香轩吟草》《萋香轩文稿》《枣窗闲笔》十一种写刻本或钞本中，辛苦整理出一份详细的印谱，这些盖在序文下的印章，是作者郑重负责的态度的体现，意义非凡。然钤“淒香轩”印者，唯存争议的《枣窗闲笔》一种，连题名《萋香轩吟草》《萋香轩文稿》者也无“淒香轩”之印，这是不免让人失望的。然功夫不负有心人，硬是凭着“E考据”的功能，黄一农先生在茫茫网络中“众里寻他千百度”，居然从苏富比公司网页上，搜得佘嘉惠所临罗聘《鬼趣图》钤有的两枚“淒香轩”印章，确实令他大喜过望，热烈欢呼“裕瑞是否拥有‘淒香轩’印一事，近亦因相关文物的出现而有了重大突破”：“裕瑞于嘉庆九年在八幅图上各题七言咏鬼诗一首，末记‘甲子二月录旧作’，并分别钤用‘思元主人’‘淒香轩’‘莺思蝶梦’‘淒香轩’‘水珮风裳’‘江南春’‘墨华’‘清艳堂’‘思元主人’等九印，册后还有张问陶于嘉庆二十一年所题的八首七言咏鬼诗，末还有一跋。”这里，黄一农先生未免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要确定佘嘉惠所临罗聘《鬼趣图》为“相关文物”，“确切证明《枣窗闲笔》乃裕瑞的手稿”，还有很多事情等他去做。苏富比是全球知名的老字号，近年来却连连拍出赝品，如董其昌《自书诗卷》《高士传》、王铎《草书临晋帖》、恽寿平《秋菊竹石阁》，均被指为伪作，成交价七百多万元；齐白石《虎》为赝品，成交价三千二百万元；林风眠《渔获》亦为赝品，被一亚洲藏家以一千六百三十四万港元拍得。最轰动的是苏轼《功甫帖》，以八百二十二万九千美元落槌成交，被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员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鉴定为“双钩廓填”伪本，钩摹自晚清鲍漱芳辑《安素轩石刻》，制作时间在道光四年（1824）至同治十年（1871）之间，拍品上留有色泽相同的六方朱印，除许汉卿鉴藏印为真外，其余鉴藏印皆伪。与苏轼、董其昌、王铎、恽寿平等大家相比，佘嘉惠是个于史无征的角色，所谓“号养如居士”“江苏邗江人”之类，都是《临罗两峰鬼趣图》印章上的，此外没有证明“佘嘉惠”的材料。要将其所临《鬼趣图》以红学相关“文物”待之，得首先回答几个问题：

1.

佘嘉惠的生平如何；

2.

他和裕瑞的关系怎样；

3.

裕瑞是在何种情况下为这八幅“仿真”图题诗的；

4.

八诗既为“录旧作”，裕瑞诗文集中是否有载；

5.

所录八诗是否裕瑞手迹；

6.

裕瑞为八幅图题诗，为何用两种“淒香轩”印章；……上述问题，大约黄一农先生一时也回答不了。他称《临鬼趣图》是“佘嘉惠为裕瑞绘制的”，说的就过于含糊。题画诗既可由画家本人自为，抑或请他人来题。此图是佘嘉惠画了赠给裕瑞的呢，还是裕瑞请他替自己画的呢？如果是前者，应由佘嘉惠题“思元主人雅正”；如果是后者，则裕瑞应题“为养如居士题所临罗两峰鬼趣图”。但在这八幅“仿真”画上，两种题款都没有，只第八幅诗末署“甲子二月录旧作”，页右下署“佘嘉惠谨写”。判断八诗为裕瑞所作的依据，唯第四、第五幅所钤两枚不同的“淒香轩”之印。细看八首题画诗，包括第八幅诗末署“甲子二月录旧作”，都与“佘嘉惠谨写”字迹一致，可见所谓“甲子二月录旧作”，录的就是佘嘉惠的旧作，绝没有“裕瑞于嘉庆九年在八幅图上各题七言咏鬼诗一首”之事。再仔细辨认画上所钤之印，就会发现左右下角的“有意无意之间”（第一幅）、“邗江佘氏”（第二幅）、“宜亭”（第三幅）、“嘉惠之印”（第四幅）、“养如”（第五幅）、“恙如”（第六幅）、“臣嘉惠”（第七幅）、“嘉惠”（第八幅），皆是佘嘉惠的印章，且系原先钤盖的；题诗侧边的“莺思蝶梦”（第二幅）、“江南春”（第三幅）、“思元主人”“淒香轩”（第四幅）、“淒香轩”（第五幅）、“墨华”（第六幅）、“水珮风裳”（第七幅）、“思元主人”“清艷堂”（第八幅），则是后人添上的。如果有人出来辨伪，指添盖“淒香轩”印章，是要拉稍有名气的裕瑞以抬高身价，是否可以反过来拿这本《枣窗闲笔》上的“淒香轩”印来作证呢？顷从网络上查得，这幅《临罗两峰鬼趣图》至少拍卖过两次。一次是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9年5月30日于洛阳“2009世界集邮展览专场拍卖会”，将《临罗两峰鬼趣图》册页（八开）设色纸本（编号：1312），以估价15，000～25，000元拍卖，成交价为69，440元。作者栏为：“畲嘉惠”，年代栏为：“暂无”。[5]三年以后的2012年9月13日，苏富比公司在纽约将佘嘉惠《临罗聘〈鬼趣图〉》设色纸本八开册拍卖，估价35，000～50，000美元，作者栏变为：“佘嘉惠（活跃于18世纪）”，年代栏变为：“一八○四年作，张问陶题跋”。成交价虽未披露，显然大有增值。而其抬高拍卖价的奥秘，就在黄一农先生所谓：“册后还有张问陶于嘉庆二十一年所题的八首七言咏鬼诗，末还有一跋”。“扬州八怪”之一的罗聘（1733～1799），与无名小子“畲嘉惠”，其身价实有霄壤之别；如果你是张问陶，此前已为罗两峰之杰作《鬼趣图》原画题了诗，还乐意将其重抄一遍，附在“畲嘉惠”的仿作上吗？至于将题跋判为张问陶所作，就更荒唐了。其末记云：“乙亥曾观两峰原本，丙子得此，追忆创作之时，未免阅世过深而伤时太甚。然托意精雅，用笔高旷，又使人看不忍释，宜其笔墨弥增声价矣。”张问陶生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初四日病卒于苏州。跋中之“乙亥”，或为乾隆二十年（1755），或为嘉庆二十年（1815）；“丙子”，或为乾隆二十一年（1756），或为嘉庆二十一年（1816）。若是前者，张问陶尚未出生；若是后者，张问陶已经去世：其非张问陶于嘉庆二十一年所题，至为显然。可见，苏富比公司为图暴利，已到了不顾常识的地步，而黄一农先生随声附和，不是太危险了吗？如果不公开揭穿其欺人伎俩，让“裕瑞于嘉庆九年在八幅图上各题七言咏鬼诗一首”成为定论，这幅《临罗两峰鬼趣图》第三次拍卖，估价岂不要高达500，000美元了吗？回到咱们的正题上来。黄一农先生以“萋”与“淒”二字有时可以通用，来为裕瑞轩名明明是“萋香”，却刻成“淒香轩”辩解，说：“今本《诗经•小雅》中的《大田》篇可见‘有渰萋萋’’句，然《汉书•食货志》及段玉裁《说文解字》则均引作‘有渰淒淒’，且段氏释‘淒淒’为‘雨云起貌’，这与《诗经•毛传》对‘萋萋’的释义‘云行貌’是一致的，故‘淒香轩’印文与‘萋香轩’书斋名两者之首字，确实是可通假的。也就是说，《枣窗闲笔》上的‘淒香轩’朱文方印并非伪造者所露出的马脚。”这一观点，赵建忠先生早在《清人裕瑞书斋名“萋香轩”误刻“淒香轩”释疑——兼谈〈枣窗闲笔〉的稿本笔迹问题》已经说过。殊不知通假字就是古人写的别字（白字），那也是有先决条件的。“萋”本义是盛，《汉书•班倢伃》：“华殿尘兮玉阶菭，中庭萋兮绿草生。”张协《杂诗》：“房栊无行迹，庭草萋以绿。”“淒”的本义是寒，如“寒风淒其”，又同“悽”，如“淒切”。一盛一衰，词义正好相反，二者不能互通。“萋萋”连用，为草木茂盛貌，如“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为华丽貌，如“掩萋萋之众色，挺袅袅之修茎”；为衰飒貌，如“衰草萋萋一径通，丹枫索索满林红”。“淒淒”连用，唯衰飒一义与“萋萋”可以互通，如“衰草萋萋”可作“衰草淒淒”；他义皆不能互通，“芳草萋萋鹦鹉洲”，不能写作“芳草淒淒鹦鹉洲”；“掩萋萋之众色”，不能写作“掩淒淒之众色”。以“萋”“香”二字相连名其书斋，花木既然有香，无疑是取茂盛、华丽之义，是不应与“淒其”“淒切”相混，误为“淒香”的。赵建忠先生说的对：“篆刻家为人家治印，姓名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差错的，刻闲文印章尤其是书斋、轩馆之类印章，也不该有错字。如果裕瑞书斋名确系‘萋香轩’竟误刻成‘淒香轩’，当然是不可原谅的错误。”室名“萋香轩”，请人刻图章，却刻成“淒香轩”，居然一下子刻了三枚，放在囊中随处乱盖，能说是合理的吗？至于《枣窗闲笔》的“怪谬笔误”，如将“服*以狥”写成“服*以狗”，将“原委”写成“原尾”，甚至连通假字也算不上。黄一农先生却举古人（米芾、赵孟頫、邓文原、饶介、董其昌、王铎）书迹中“旬”之写法，以为“当我们辨读古人之字迹时，确有可能因书写之连笔或不清，而将右半边之‘旬’‘句’中的‘日’‘口’两字根混淆”。然观其所举诸人之“旬”字，中间统统是“日”字*而“服*以狗”的“狗”字，“口”字的下一横是紧紧封住的。至于“清代收藏家汪啓淑与黄丕烈之著述以及乾隆末年所撰《东流县志》的《明郡守吴公祠记》中，亦皆出现‘原尾’一词，其语意应指从‘原本’至‘结尾’，或可与‘原委’相通”，更是强词夺理。错字就是错字，何必曲意辩解？终不能因为别人写了错字，就说这里的错字是对的罢？利用电子资源的“E考据”，确能轻易搜索到一大堆诸如此类的“错字”，从而证明这“错字”并不错；相反，甚至可能是对的。如脂本不避“玄”字讳，“E考据”却能找出好些例子，证明通俗小说可以不避讳，给人的印象是不避讳是正常的，避讳倒是不正常的。再如《春柳堂诗稿•题芹溪居士》句曰：“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本立羞。”将唐代画家阎立本错成了“阎本立”，黄一农先生也找到证据，确定清人有使用“阎本立”的情况。这种拿偶然事件当作必然的事情，其实是很没有道理的。唯一无人出来申辩的“错字”，是庚辰本第二十二回畸笏叟的“暂记宝钗制谜”云：“晓筹不用人鸡报，五夜无烦侍女添。”我在《脂本“原稿面貌”辩证》中指出：庚辰本暂记谜语还有一明显错误，就是把“鸡人”抄成“人鸡”。鸡人，本为官名。《周礼•春官•鸡人》：“掌共鸡牲，办其物，大祭祀夜呼旦以叫百官。”后泛指宫廷里早晨报时的人。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李商隐《马嵬》：“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人鸡”乃抄录者所误，决非作者自误。但望真有那么一天，“E考据”能找出例子，证明清人确有使用“人鸡”情况啊。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从未“以书中出现少数所谓之‘错别字’，即武断直指造伪”。潘重规先生的原话是：“原稿字体颇拙，且有怪谬笔误，如‘服*以狥’之‘狥’误为‘狗’，显出于抄胥之手，谓为原稿，似尚可疑。”我也只是说：“推知《枣窗闲笔》不惟出于‘抄胥之手’，且抄手非受裕瑞之请托，而系后人之作伪，谅亦不为太过。”所以，还得回到笔迹的鉴定上来，以求得某种共识。当年潘重规先生以《萋香轩文稿》“真行书颇具晋唐人笔意”，断为系工诗善画的裕瑞自书；《枣窗闲笔》则“字体颇拙”，“显出于抄胥之手”。吴恩裕先生1979年撰《跋裕瑞〈萋香轩文稿〉》，将《文稿》中《风雨游记》一篇与瑛宝《风雨游图》图后裕瑞手写之《风雨游记》对比，以为“《枣窗闲笔》是裕瑞的手写稿；而《萋香轩文稿》则或者‘出于抄胥之手’，或者是他中年以前所写”；瑛宝《风雨游图》图后之《游记》，和《枣窗闲笔》的字迹“虽稍有楷书和行书的不同，但显然是出自一人之手”[6]。各执一端，莫衷一是。现将《曹雪芹佚著浅探》卷首附印之《风雨游记》，与《萋香轩文稿》首篇《风雨游记》附上，不难发现二者书写习惯的同一，笔意精神是相通的：《风雨游图》记写于嘉庆五年庚申（1800），《萋香轩文稿》写于嘉庆八年癸亥（1803），笔画虽稍有变易，承嬗之迹依然可辨。黄一农先生认识到，由于书写时的条件（如心情、环境、健康、气候、笔墨、纸张等），即使同一人的字迹也曾出现“乖合之际，优劣互差”，鉴定结论具主观成分，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共识，便决定另辟蹊径，在《枣窗闲笔》中挑出十五个写法较具特色的字，与裕瑞“自录”的《清艳堂近藁》《眺松亭赋钞》《草檐即山集》《枣窗文藁》《渖居集咏》《东行吟钞》《枣窗文续藁》等书之字迹对比，结果“发现这几乎均可找到相近的字体，此很难全归作巧合，从统计学的角度，应可合理推断这是同一人的习惯性写法”。比较十五个单个字，黄一农先生的推论似乎有些道理。然书法是一种高级的艺术，讲究笔法、字法、章法。一笔一画组成字，字有间架；字与字组合成行，行有行气；行成谋篇，则有疏密、轻重关系，有穿插﹑避让﹑对比﹑呼应关系，凝集着神采气韵。我们看《枣窗闲笔》，分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他人的文章，不明其义，故拘谨胆怯，墨滞笔拙，致字字孤立，间隔过宽，没有绵互萦带，缺少才气风韵；再看裕瑞写于嘉庆癸酉（1813）《东行吟草》、道光戊子（1828）《瀋居杂咏》的自序，因为是在写自己的文章，故从容轻松，挥洒自如，气势贯通，体现出整体美。博友邢本山留言：“即使是高树伟和黄一农所举《枣窗闲笔》与裕瑞其他文字相类似，也只是个类似而已。明显，《枣窗闲笔》的字迹比裕瑞的书法要劣至少半个档次。黄一农等强调相似，还需要仔细商榷，千万不能认为相似就是出自裕瑞之手了。”真正裕瑞的字，与“字体颇拙”的《枣窗闲笔》相比，可谓相悬霄壤。黄一农先生既感叹“受限于不易找到鉴别笔迹的绝对权威”，却又抬出一位“绝对权威”史树青来，引他对裕瑞道光十二年（1832）绘赠耆英的墨菊条幅，“细审《枣窗闲笔》书法与此画题字，完全一致”，而与《萋香轩文稿》颇异，认为《枣窗闲笔》乃裕瑞亲笔，反倒是《萋香轩文稿》“殆出抄胥之手”。于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批与裕瑞相关的书法材料；站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位鉴定专家——潘重规和史树青。我们是相信自己的眼光，还是相信鉴定者的结论？“文物鉴定专家”史树青，顶着原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南开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研究生导师、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收藏家》杂志主编、中国博物馆学会名誉理事等头衔，近来名气是越来越大了。但如今这年头，头衔越多，寻租者必多，陷入某种案子的几率亦越高。北京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伪造“金缕玉衣”骗取银行信任案，曾经轰动一时。谢根荣不但以此假文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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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亿借贷做担保，又获得5000万元贷款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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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亿元银行承兑汇票，而对其进行“鉴定”、估价高达24亿元的首席专家，就是史树青*据中国宝玉石协会原副会长、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主任杨富旭事后交代：“没有打开玻璃柜，就隔着玻璃看了看。”“我是只管鉴定，不管评估市场价值的。说这个东西是汉代的金缕玉衣，是大权威史老提出的。”中国宝玉石协会原秘书长李劲松交代：“从心里我们没把这个评估当回事，就像是帮朋友个忙。史树青史老说这个东西是汉代的金缕玉衣，我们也没提出反对意见。”“市场价值也是史老提出的，史老最权威，他说是汉代的。”有人为之辩护道：“就目前的社会风气而言，也不能完全排除史树青先生因丰厚的鉴定费或碍于朋友情面而在‘金缕玉衣’鉴定书上签下自己名字的可能性。但这并不能代表史树青先生对《枣窗闲笔》和《萋香轩文稿》的鉴定也存在问题。”[7]要请大家注意的是，最早与《枣窗闲笔》的买卖扯上关系的，也正是史树青*有他的《程伟元指罗汉画册及其它》为证：“1943年，我在北京隆福寺街青云斋书店发现，后为孙楷第先生所得。”按照字面理解，事情经过似乎是：史树青“偶然”在隆福寺街青云斋书店“发现”了这本《枣窗闲笔》“稿本”，知道孙楷第正在胡适的指导下从事古代小说的研究和教学，便向他“推荐”了此书，孙楷第一见，大为惊喜，出重价买下，且在教学中兴奋地引用了。据周汝昌先生回忆：“1948年的这个暑假度过了，我与胡先生的通讯关系又进入新的阶段。不想与此同时，又有意外的考《红》因缘：小说专家孙楷第（子书）先生开始移帐京西，在燕园设帐授业了。这时我并未选他的课，却闻名而去旁听。真是巧极了：他正讲到《红楼梦》的事，涉及曹雪芹，便讲出一段鲜为人知的雪芹轶事，说其人的相貌、性情、口才、风度、饮食等等，皆前所未闻。我高兴极了，课后便向孙先生探询他写在黑板上的那部书《枣窗闲笔》的所在。他告知我，书在北平图书馆，他有录副摘抄本。我不揣冒昧，又向人家借阅。他也慨然惠诺。”[8]品味《枣窗闲笔》的交易过程，颇有点像1927年“胡星垣”写信给胡适兜售甲戌本。已经难以弄清史树青从青云斋将《枣窗闲笔》卖给孙楷第中得到了什么好处，但他一定信誓旦旦地保证：这是裕瑞的后人——住在东四牌楼八条胡同三十一号的裕颂庭旧藏的“稿本”，从而让孙楷第视为秘笈，甚至破例地著录进《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枣窗闲笔》发现于1943年，这就回答了黄一农先生“胡适等人所揭举的‘新红学’风潮尚未出现，故作伪的诱因应不多”的问题了。不料到了1966年，忽然传来潘重规先生发现《萋香轩文稿》，断定《枣窗闲笔》乃出抄胥之手的信息，《枣窗闲笔》之事即将穿帮，史树青岂能不迅加反应？于是借鉴定裕瑞《墨菊条幅》笔迹之机，在《文物》1978年第2期撰文扯上《枣窗闲笔》道：“细审《枣窗闲笔》书法与此画题字，完全一致；而此画题字与《萋香轩文稿》书法，颇有不同。知《枣窗闲笔》乃真裕瑞亲笔，而《萋香轩文稿》‘殆出抄胥之手’。非但如此，今所见裕瑞所撰写刻本《萋香轩诗草》《樊学斋诗集》《清艳堂近稿》等，除《清艳堂近稿》写有‘此卷自录’外，其他两种字体清秀，楷法端庄，与此画题字及《枣窗闲笔》书体皆不相类，显然也出自抄胥之手。益证《萋香轩文稿》非裕瑞亲笔。《文稿》中各篇之后，张问陶、法式善、吴鼒、杨芳灿、谢振定诸人所书跋语（实为评语）与传世各家书迹不类。”通篇是“文物鉴定专家”霸道用语，几无商量余地。博友邢本山说：“所有裕瑞的东西，有真有假，需要鉴别。这个谁都没有做。都把《枣窗闲笔》以外的裕瑞资料当作真的来比较了，其实，那些也未必都真。”来辨真伪者，正是牵线人。出自这种“托儿”之口的话，有多少可信度呢？近年来，集邮界陆续收得几个裕颂庭（Yü Sung Ting）寄往国外之信封，其中有钤盖他于洪宪元年（1916）所用的英文个人地址章，译成中文为“裕颂庭，八条胡同三十一号，东四牌楼，中国北平”；今年8月第二届E考据与文史研习营，短短几分钟就找到了裕颂庭第四张明信片，更让一些人欢腾不已，以为“足以证明裕颂庭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人物”。殊不知，我对《枣窗闲笔》的质疑，从来没有建立在否定裕颂庭存在的基础上。二十年前的《红楼新辨》是这样写的：《枣窗闲笔》确是一部很晚的书。所谓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所载事迹之晚，一是出现年代之晚。周汝昌说它是嘉道年代的东西，离雪芹生时已很远了，是从前一层意义上着眼的；而从后一层意义上讲，《枣窗闲笔》是20世纪30年代才为人提及的。先是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破例地加以著录：“《枣窗闲笔》一卷，存。余藏作者手稿本，已捐北京图书馆。”50年代，一粟编《红楼梦书录》，亦予著录，谓“北京图书馆藏稿本，一册。”又谓“此书成于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五年（1820）间。”关于此书的来历，孙楷第未作交代。朱南铣《〈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札记》“裕瑞”条云：“一九一二年东四牌楼八条胡同三十一号裕颂庭藏，后归孙楷第，现归北京图书馆。”（《红楼梦研究集刊》第七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一九一二年”云云，当系售书者对孙楷第的表白，则此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民国以后（假定售书者所言不虚的话）。请看，所有有关邮品的发现，都没有突破“此本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民国以后”这个上限；这就是说，《枣窗闲笔》的递藏史，尚有一百年的空白。从表面看，《枣窗闲笔》出“裕颂庭藏”的说法，似乎有利于《枣窗闲笔》为“作者手稿本”的判断；这其实恰是当年史树青向孙楷第介绍的信息：从隆福寺街到东四牌楼八条胡同，近在咫尺，1943年时的附近居民，对1912年尚在的裕颂庭，应该有所耳闻，这就容易博得信任。按照惯例，卖方青云斋不对买家保证真伪，往往由“专家”充当托儿，完成交易过程。但史树青并没有讲裕颂庭与裕瑞的关系，一切都在不言之中。从其所冠姓氏看，似为裕瑞后人，至少该是同族；裕颂庭既是裕瑞的后人，他保存的《枣窗闲笔》应是家族旧藏的手稿——这就是孙楷第接受的逻辑，也是当今许多相信《枣窗闲笔》的人的逻辑。其实，裕并不是姓。清代名中冠“裕”字的人物，如裕谦（1793～1841），原名裕泰，内蒙古察哈尔镶黄旗人，蒙古博罗忒氏，曾祖父班第任内阁中书、兵部尚书，祖父巴禄为绥远城将军，父庆麟为京口副都统。裕谦嘉庆二十二年（1817）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礼部主事、员外郎。道光六年（1826），任湖北荆州知府，因与湖南布政使裕泰同名，改名裕谦。而裕泰（？～1851），则为满洲正红旗人，他塔拉氏。又有裕禄（约1844～1900），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裕庚（？～1905），字朗西，汉军正白旗人；裕德，字寿田，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这些名中冠“裕”字的人中，唯爱新觉罗•裕瑞（1771～1838）为宗室，多铎五世孙，和硕豫良亲王修龄次子。裕颂庭虽不知是何人之后，至少没有证据表明是爱新觉罗的后裔，在《爱新觉罗宗谱》中是查找不到他的名字的。裕颂庭既不是裕瑞后人，则《枣窗闲笔》何以到他手中，便是一个未解之谜，那一百多年的递藏史，便不具“文献脉络之通畅”。通过“E考据”搜寻到信封及照片证明，民国期间的裕颂庭，大约是个财力殷实的富商，所以能够将自己的照片印到明信片上，还与意大利著名汽车收藏家Fritz Schlumpf（1906～1992）通信，应该是个有文化修养的人，却不见《枣窗闲笔》上留有自己收藏的印记。成于嘉庆十九年（1814）至二十五年（1820）的《枣窗闲笔》，已是百年前的古籍珍本了，裕颂庭至少还没到出卖文物以度日的地步，为何要放到青云斋去出售呢？“E考据”的结果，恰恰切断了裕颂庭与《枣窗闲笔》联系的纽带，表明“一九一二年东四牌楼八条胡同三十一号裕颂庭藏”的不成立。常观中央台“寻宝”节目，专家问藏宝人的第一句话是：“这个宝贝从哪里来的？”他们要听的是文物的来历。照理而论，最有力的证明为真的回答是：“我亲自从古墓中盗得的。”但肯定无人这样说，通常的回答是：“祖父的祖父传下来的”；但经过专家鉴定，却是当代人的“仿品”，理由大体是“风格不对”“笔法不像”之类。宝主如果不服，找出他“祖父的祖父”的照片，还有明信片之类的旁证，请问能说明什么呢？当然，专家鉴定的理由，有时也不能让人信服。照理而论，最有力的反证是：“我亲自伪造的。”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当年张大千不就大批量地仿写石涛、八大山人、唐寅、陈洪绶的作品吗？如今的造假者已没了张大千的本领，要造的也只是陆俨少、李可染的层次了。真与假，仍是文物专家说了算，他说值一百元就是一百元，说值一百万元就是一百万元。专家在赶场子鉴宝的同时，说不定也将自己的真假古玩卖得一干二净，史树青所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三胡适为提倡“治学方法”，打了一个有趣的比方：我们的考据学，原来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从审判诉讼案件的经验中学来的一种证据法。我今天的提议，就是我们做文史考据的人，用考据学的方法，以证据来考订过去的历史的事实，以证据来批判一件事实的有无、是非、真假。我们考证的责任，应该同陪审员或者法官判决一个罪人一样，有同等的严重性。我们要使得方法自觉，就应该运用证据法上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的方法，来作为我们养成方法自觉的一种训练。我们要养成自觉的习惯，必须树立两个自己审查自己的标准：第一，我们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可靠吗？他有做证人的资格吗？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是批评证据。第二，我们还要问自己：你提出的这个证人或者证物是要证明本案的哪一点？譬如你说这个人偷了你的表，你提的证据却是他昨天晚上打老婆；这是不相干的证据，这不能证明他偷了你的表。像这种证据，须要赶出法庭之外去。[9]在我们面对的这桩红学大案中，作为证人的裕瑞，已在一百七十六年前去世；以他的名义留下的《枣窗闲笔》，也暴露出诸多疑问。但它的“价值”实在是太诱人了，前有吴恩裕先生说：“从提供史料的观点说，他的《枣窗闲笔》描绘了曹雪芹的形象；也说明了脂砚斋与曹雪芹的关系。这都是前此大家所不知道的事实。”[10]现有黄一农先生说：“由于书中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产生过程提出一些说法，且叙及曹雪芹的相貌、举止、性格、家世，更云：‘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在此，裕瑞不仅自称曾亲眼看过带有脂批的抄本（可用以论证脂本非伪作），甚至明指脂研斋（脂砚斋）为曹雪芹叔辈，这些批露出的重要信息引发许多红学家关切。”为了“允许两造驳斥对方所提证据”，不妨降低准入门限，暂且丢开“你提出来的证物可靠吗？这件证物是从哪里来的”的标准，允许《枣窗闲笔》作为“证物”进入诉讼程序，放手展示这份“证言”究竟证实了“本案的哪一点”：放在首要地位的，自然是“叙及曹雪芹的相貌、举止、性格”了：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本“证言”对曹雪芹“身胖”“头广”“色黑”的描述，堪称栩栩如生，呼之欲出，构成了有吸引力的最大亮点。孙楷第在燕园设帐授业，讲曹雪芹的轶事，说其人的相貌、性情、口才、风度、饮食等等，讲得活灵活现，博得极佳效果，所用材料就是《枣窗闲笔》。但作为提交给法庭的“证言”，是否应该采信？肯定难坏了红学庭的陪审员与法官，——因为这份“证言”不仅证实了“本案的哪一点”（身胖头广而色黑），而且否定了“本案的哪一点”：否定了敦诚的“四十萧然太瘦生”（《鹪鹩庵杂志•挽曹雪芹》），敦敏的“嶙峋更见此支离”（《懋斋诗钞•题芹圃画石》）。裕瑞的信息来源是“前辈姻戚有与之交好者”，上述诸人偏偏就是他的“前辈姻戚”*采信了裕瑞的道听途说，却证伪了“与之交好”的“前辈姻戚”，道理上讲得过去吗？由上条“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演绎出了另一条“证言”：又闻其尝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南酒烧鸭”，舌尖上的美味也。在曹雪芹的周围，日日团着热情的读者，渴望读到《红楼梦》后面的情节，曹雪芹拿乔作势道：只要你们每天买“南酒烧鸭”给我，我就为你们续写下去。细节描写，真是生动极了，如果拍《曹雪芹》电视连续剧，真是让人禁不住喝彩的难得场景。如果采信裕瑞的证言，又得证伪“与之交好”的“前辈姻戚”了。因为明义《题红楼梦》说：“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永忠《因墨香观红楼梦小说吊曹雪芹三绝句》说：“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弘旿眉批曰：“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这份“证言”不仅是证实了《红楼梦》的写作是尽人皆知的事，根本不存在明义所说“世鲜知”的私密状态，弘旿因恐有“碍语”而终不欲一见，更是庸人自扰，站不住脚的。以上两条，尚且是批驳裕瑞之前的“前辈姻戚”；下面的几条，就是在批驳他之后的胡适了：其书中所假托诸人，皆隐寓其家某某，凡性情遭际，一一默写之，惟非真姓名耳。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所谓元、迎、探、惜者，隐寓“原应叹息”四字，皆诸姑辈也。其原书开卷有云“作者自经历一番”等语，反为狡狯托言，非实迹也。胡适1921年著《红楼梦考证》，第一次提出：“《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他引开端“作者自云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说此《石头记》一书也”等语，发议道：“这话说的何等明白*《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即是书里的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自传说”是胡适的发明，是胡适的专利。《枣窗闲笔》这条“证言”却说：书中的宝玉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元、迎、探、惜诸姐妹，也是作者的“姑辈”，生生地和胡适唱起了反调。更可恼的是，从理论上指责胡适以“作者自经历一番”为证，是完全错的，因为那是“狡狯托言”，非实迹也。由宝玉不是作者的“自己写照”，推及脂砚斋为何人，《枣窗闲笔》的“证言”说：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胡适关于脂砚斋是谁的观点，曾有过几次变化。1928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时的说法是：“脂砚斋是同雪芹很亲近的，同雪芹弟兄都很相熟。他并且疑心他是雪芹同族的亲属。……他大概是雪芹的嫡堂弟兄或从堂弟兄，也许是曹頫或曹颀的儿子。松斋似是他的表字，脂砚斋是他的别号。”1933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的说法是：“我相信脂砚斋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周汝昌先生早就敏锐地指出：单就此处所引数语而言，其中即有错误：脂砚斋本是恢复《石头记》一名的人，他却说是由脂砚而易名《红楼》，其谬可知。他说曾见钞本带脂砚斋的批，这该不假。但他只知“卷额”眉批是脂批，而不知道句下双行夹注批更是脂批。他说脂砚是雪芹的叔叔，其立说之因，大约在于他所说的：“闻其所谓宝玉者，尚系指其叔辈某人，非自己写照也。”他既然相信了这个传“闻”，又见脂砚与“宝玉”同口气同辈数，故此才说脂砚也是雪芹的叔辈。他这个“闻”本身也不过是“自传说”的一种变相（可称之为“叔传说”），小小转换，本质无殊，因此思元斋的推论说脂砚是“其叔”也不过是附会之谈。[11]很明显，《枣窗闲笔》的“叔传说”，确是“自传说”的一种变相，但矛头分明是冲胡适而来的。不宁唯是，关于《红楼梦》的木活字本，程伟元序中尝称：“自藏书家甚至故纸堆中，无不留心，数年以来，仅积有廿馀卷。一日，偶于鼓担上得十馀卷，遂重价购之，欣然翻阅，见其前后起伏，尚属接笋，然漶漫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细加厘剔，截长补短，抄成全部，复为镌板，以公同好，《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枣窗闲笔》的“证言”却说：此书由来非世间完物也。而伟元臆见，谓世间当必有全本者在，无处不留心搜求，遂有闻故生心思谋利者，伪续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绐人，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竟是百二十回全装者，不能鉴别燕石之假，谬称连城之珍，高鹗又从而刻之，致令《红楼梦》如《庄子》内外篇，真伪永难辨矣。不然，即是明明伪续本，程、高汇而刻之，作序声明原尾，故意捏造以欺人者，斯二端无处可考。但细审后四十回，断非与前一色笔墨者，其为补著无疑。胡适从不相信程伟元先得二十馀卷、后又在鼓担上得十馀卷的话，斩钉截铁地说：“此话便是作伪的铁证，因为世间没有这样奇巧的事*”据此判定后四十回为高鹗所补续。《枣窗闲笔》却道是“闻故生心思谋利者”所“伪续”，竭力指责程伟元“遂获赝鼎于鼓担”“不能鉴别燕石之假”，分明是朝胡适发来的冷箭。但其人对红学不甚了了，诸多“常识”无非是道听途说，所以“证词”中的每一句，几乎都存在毛病，试逐一列举于后：

1.

《枣窗闲笔》第一篇标题：《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现存三脂本都不足八十回，指为程伟元、高鹗所“续”的是八十一回至百二十回。或谓“九十回”为“八十回”之误也不通，正确的说法应是“八十一回”。

2.

《枣窗闲笔》云：“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盖因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画一耳。”——今存各脂本都不载“八十回书后之目录”，倒是程伟元说过：“然原本目录一百廿卷，今所藏祗八十卷，殊非全本”的话。《枣窗闲笔》谓曾见八十回书后之目录中有“大观园抄家”诸条，与刻本后四十回“四美钓鱼”迥然不同，而刻本第一百五回回目即为“锦衣军查抄宁国府”，与第八十一回“占旺相四美钓游鱼”毫不牴牾，且不论后四十回出何人之手，都不会在八十一回就写“大观园抄家”的。非怪周汝昌先生评说道：“这怕又是造谣*若真见过后四十回目如何略而不引其异同，而但言‘大观园抄家’五字，其下又系以‘诸条’字样？可谓与自称曾见脂批同属含胡其辞，说得不伦不类。”[12]

3.

《枣窗闲笔》云：“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红楼梦》第一回云：“……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东鲁孔梅溪题曰《风月宝鉴》。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则题曰《金陵十二钗》。”可知《石头记》《风月宝鉴》《金陵二十钗》不过是同书之异名，其作者实为一人。即便甲戌本眉批也不过说“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亦视雪芹为《风月宝鉴》之作者。《枣窗闲笔》谓《风月宝鉴》为旧时他人之笔，曹雪芹得之，发现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故加以删改以抒其寄托，实乃荒唐不经之说。尤其可笑的是，在他人的原作上，居然可以“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且成就为伟大的《红楼梦》*此种奇谈，适足以暴露说者是完全不懂文学的妄人。

4.

《枣窗闲笔》云：“《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盖因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画一耳。”——曹雪芹既未成其书，安知其所作必为百二十回？《枣窗闲笔》自称是见过脂研斋的批语的，今存庚辰本第二十一回回前总批云：“按此回之文固妙，然未后之三十回，犹不见此回之妙。”第四十二回前总批又云：“今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馀。”红学家多据此断定曹雪芹之“原书”当为一百一十回。所谓“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画一耳”，则似乎又见过以“重评”相标榜的甲戌本和以“四评”相标榜的己卯、庚辰本，意在说明各本之间的差别的缘由，但这种差别，究竟是“未能画一”，还是“愈出愈奇”？验之第三回写林黛玉的双目，由甲戌本的“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到己卯本的“一双似笑非笑含露目”，到庚辰本的“一对多情杏眼”，可见都是并无实证的妄说。

5.

《枣窗闲笔》云：“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引其当年事甚确，易其名曰《红楼梦》。”——甲戌本所有批语均不署名；己卯、庚辰本署名“脂研”的是句下夹行夹批。至于卷额之眉批，己卯本一条也无；庚辰本的眉批都集中在二、三两册，非“本本”皆有，且多署“畸笏”“畸笏叟”“畸笏老人”，故周汝昌先生怀疑此说“也未必靠得住，恐怕还是出于一‘闻’罢了”。至于书名，甲戌本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仍用《石头记》”之语，《枣窗闲笔》却说脂研斋“易其名曰《红楼梦》”，该相信哪一个呢？连曹雪芹是谁都不清楚，“其叔”又会是谁呢？有博友在敝博留言说，争论“相互矛盾的资料记载，内容必有一假或者都假，不可能都真”，还是“各位所见的脂本脂批记载的与其矛盾，凭什么就说裕瑞的记载是错误的呢？”“两个矛盾你就说裕瑞的是假的？还什么逻辑和科学考证？”确实已看出证言与事实的矛盾。有人也许会说，《枣窗闲笔》的论述，是预见了日后胡适可能出现的问题，恰恰反映了裕瑞的“超前”意识，所以具有绝大的价值，尤其是“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至少确定了‘脂本’在‘程本’之前的客观存在，并证明附有脂批的钞本应非‘新红学’热之后的伪作”，尽管“裕瑞所称脂砚斋（亦作“脂研斋”）乃曹雪芹叔辈的说法，则不知有无确切的根据。”行文至此，忽然想到一个故事：淮阴古来无城，县令吴棠命取高家堰之条石以筑之。忽一日，堰里之石现十三大字，曰：“刘基造，吴棠拆，拆到此处拆不得。”吴棠闻报大惊，谓刘伯温五百年前就料知我要拆堤取石，万不能逆天而为，遂命停工。高堰为苏北水利枢纽，俗谚谓“倒了高家堰，清淮不见边”也。试想：刘基真能预知吴棠拆石修城之事乎？再试想：裕瑞真能预见胡适考证“新红学”之事乎？四读到这里，多数人一定会说：裕瑞根本没有做证人的资格，《枣窗闲笔》来历不明，上面的笔迹不是裕瑞的，印章也不是裕瑞的，所说的话都是错的，不仅是“不相干”的证据，而且与事实相反，必须赶出法庭之外去。但仍有人舍不得《枣窗闲笔》，《长白艺文志》的记载，便成了最后一道救命符。黄一农先生说：因英浩在《长白艺文志》（光绪十四年始作，民国六年成书）中称：“裕思元有《枣窗闲笔》一卷，皆评论七种《红楼梦》之作，云雪芹书成，旋亦故矣。”知《枣窗闲笔》一书至迟应在清末就已存在。突出“光绪十四年始作，民国六年成书”，就是强调《长白艺文志》成于胡适1921年提出“新红学之前”。其所据为朱南铣《〈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札记（下）》：“《长白艺文志》自光绪十四年（1888年）始作，1917年第四次抄成，稿本赠其兵部同事奉宽，现归北京大学图书馆。”[13]查奉宽《兰墅文存与石头记》注云：“英浩《长白艺文志初稿》据裕瑞《枣窗闲笔》亦云‘《红楼梦》为曹雪芹著’。英君为宽兵部旧雨，满洲人，姓‘高佳氏’，字养吾，一字慕纯，所著《长白艺文志》未刊，其草稿赠余，收藏未理。”[14]可见，直到1931年3月，《长白艺文志》还处于“收藏未理”的状态。高树伟先生则强调：“英浩《长白艺文志》（稿本）又曾著录《枣窗闲笔》，可见《枣窗闲笔》之真实存在。”其实，“著录”二字用得并不恰当，如果《长白艺文志》认真著录了《枣窗闲笔》，则只要逐一核对作者生平、成书年代、书写字体、版本行款、有何印鉴、篇目章节诸项，今存《枣窗闲笔》的真伪便可一目了然。遗憾的是，“小说部集类”仅著录了《红楼梦》，且多有游移之语：《红楼梦》，又名《石头记》，四函□册。曹雪芹名□□编。或云内务府旗人，堂主事。或解云：此小说特为刺大学士明珠贪货无厌而作，其荣国、宁国二府指明珠之祖为叶赫贝勒，一清家努，一杨家努兄弟，后隶本朝者。裕思元有《枣窗闲笔》一卷，皆评论七种《红楼梦》之作，云雪芹书成，旋亦故矣。或又有论者云：此书暗中寓诲淫之意，其后人于嘉庆年随八卦教匪案内被诛，亦其报也，可不畏哉。又《天咫偶闻》云：内务府汉军高兰墅名鹗，乾隆乙卯传胪，亦放宕之士，《红楼梦》一书兰墅所为也。录存备考证。要之，《长白艺文志》只是在著录《红楼梦》时，顺便提到裕思元有《枣窗闲笔》一卷。因侧重点在《红楼梦》，透露出的《枣窗闲笔》信息有二：

1.

“皆评论七种《红楼梦》之作”；

2.

“雪芹书成，旋亦故矣”。然仅此两点，亦足以来判断今存《枣窗闲笔》是否即《长白艺文志》提到的《枣窗闲笔》了。查今存《枣窗闲笔》首篇《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劈头第一句是：“《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而《长白艺文志》说的是：“雪芹书成，旋亦故矣。”一说“书未告成即逝矣”，一说“书成旋亦故矣”，记事截然相反，能说“英浩《长白艺文志》曾著录《枣窗闲笔》，可见《枣窗闲笔》之真实存在”吗？不宁唯是，英浩、奉宽对曹雪芹著《红楼梦》，都持怀疑的态度。《长白艺文志》只用了“曹雪芹名□□编”七个字，关键的名字却空缺着。又谓其后人于嘉庆年随八卦教匪案内被诛，即指曹纶为雪芹后人；复引《天咫偶闻》之说，以为《红楼梦》为高兰墅名鹗所为。奉宽文题目即《兰墅文存与石头记》，他以曹寅号“雪樵”而孙号“雪芹”，曾祖曹玺原名“尔玉”，雪芹虚构宝黛诸名，“是以曾祖之名为狎亵笔墨”，疑曹雪芹非《红楼梦》作者，强烈支持“《石头记》出之高兰墅手为不虚也”：“最近内务府老友张博儒君文厚谈其同事恒泰君，姓高氏，内府镶黄旗，官护军参领，寓地安桥东拐棒胡同。家贫，岁底结棚鬻年糕于桥头，人呼桥高。今已物故。尝自言《红楼梦》乃其先人所作，盖兰墅后人也”。如果英浩、奉宽读到今存《枣窗闲笔》之指责“明明伪续本，程、高汇而刻之，作序声明原尾，故意捏造以欺人者”，还会坚持己说而不加置理吗？尤其要紧的是，《长白艺文志》说“《枣窗闲笔》一卷，皆评论七种《红楼梦》之作”；所谓七种《红楼梦》之作，乃七种续《红楼梦》之作也。今存《枣窗闲笔》却收了《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后红楼梦〉书后》《雪坞〈续红楼梦〉书后》《海圃〈续红楼梦〉书后》《〈绮楼重梦〉书后》《〈红楼复梦〉书后》《〈红楼圆梦〉书后》《〈镜花缘〉书后》八篇，比《长白艺文志》多出了一篇。首篇《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开头曰：“《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正因为有“书未告成即逝矣”，所以才有“程伟元续《红楼梦》”之事。而据《长白艺文志》，裕思元《枣窗闲笔》云：“雪芹书成，旋亦故矣。”曹雪芹既已完成了《红楼梦》，还要程伟元续什么呢？这篇《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不就没有生根之地了吗？古人的文章，是讲究考据、义理、辞章的，裕瑞如果掌握了曹雪芹“前此大家所不知道的事实”，完全可以写一篇专论置于卷首，然后再写论续书的文字；他没有这样做，却偏偏在第一、二篇《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后红楼梦〉书后》中，夹杂进大段关于正书《红楼梦》与曹雪芹的内容，显得复沓累赘，不伦不类；而有关《后红楼梦》的论述，亦错综出现在第一、二篇中。这些现象表明，有人对第二篇《〈后红楼梦〉书后》也动了手脚，开头占全文篇幅的三分之一文字，决非原稿所有。有人要问：篡改《枣窗闲笔》的是什么人？篡改的动机是什么？如果留意下面的事，答案就在其中了。1928年11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粘贴了一幅画像照片，旁注：曹雪芹的小像？叶玉虎先生影印。原像在上海，似是李祖韩所藏？日记还粘贴了叶恭绰的信，中云：“曹像，兹检送一份，惜不甚清晰。原有钱辛楣、陈勾山等题咏，未照入。”[15]1929年4月20日，胡适又在日记中记载参观全国美术展览会情形道：……有李祖韩先生藏之曹雪芹画像手卷，他邀我去细看。看了之后，我说：“此人号雪芹，但不姓曹。”祖韩大失望，颇不心服。此卷之照片本，曾载在我的日记中，其人头面团团，已很令人生疑。今日细检卷后题咏，第一页即是“壬午三月皇八子”题的两首诗。壬午除夕，曹雪芹就死了。此时正是他最穷的时候，那能有这样阔人题咏，而诗中无一字提及他的窘困，亦无一字提及他家过去的繁华。其后有钱大昕、蔡以台（丁丑状元）、钱载（萚石）等人题咏，皆称“雪琴学长兄”，诗中无一字可证此人是姓曹的，也无一字提及他的身世的。故我断定此人是翰林院中一个前辈，不是《红楼梦》的作者。[16]这幅曹雪芹画像手卷，先由叶恭绰远道写信推荐，后在展览会又得藏主李祖韩指引细看原件，不料胡适并不赏脸，当场表示：“此人号雪芹，但不姓曹。”让李祖韩大失所望，颇不心服。这幅手卷是不是曹雪芹画像？不待细看就可否定：连曹雪芹是谁都没有弄清，从何画出他的像来呢？但胡适否定的理论根据却是自己的“考证成果”——“壬午除夕曹雪芹就死了”，壬午年是雪芹最穷的时候，不会有皇八子这样的阔人为画像题咏；加之营养肯定不良，不可能长得“头面团团”，非怪不能让李祖韩心服。史树青《〈书画鉴真〉序》引李虹若《朝市丛载》光绪间竹枝词，言琉璃厂画商云集，搭札席棚，悬挂求售：“唐宋元明件件陈，满墙字画尽名人。由来俱是捣持货，不必深追问假真。”曹雪芹画像这件“捣持货”，李祖韩原指望得红学泰斗胡适的赏鉴，顿时身价百倍，赚得钵满盆满，胡适的无情否决，断绝了他的财路，岂能不怀恨在心？利益的驱动是作伪的最大动力。借裕瑞之名头与《枣窗闲笔》之白纸黑字，确立曹雪芹“身胖头广”的形象，找到画像手卷之真、且让胡适三缄其口的铁证；但光有雪芹相貌之“立”还不够，还需从“破”的一极入手，揭露胡适的红学见解是错的，决不能盲目轻信，以防他继续散布对画像不利的言论。他们是怎样篡改《枣窗闲笔》的呢？首先，另拟《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置于卷首，将《枣窗闲笔》原稿“雪芹书成，旋亦故矣”一句，改为“《红楼梦》一书，曹雪芹虽有志于作百二十回，书未告成即逝矣”，随后添写“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书及八十回书后之目录，率大同小异者。盖因雪芹改《风月宝鉴》数次始成此书，抄家各于其所改前后第几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诸稿未能画一耳。”按理，第二篇《〈后红楼梦〉书后》开头“闻旧有《风月宝鉴》一书，又名《石头记》，不知为何人之笔。曹雪芹得之，以是书所传述者，与其家之事迹略同，因借题发挥，将此部删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时之人情谚语，夹写而润色之，借以抒其寄托”一节，与“曾见抄本，卷额本本有其叔脂研斋之批语”，及“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都应该连类而叙及之，但篡改者心虚，觉得单独成篇，就违背了皆评论七种续《红楼梦》之作的宗旨，关键的证词放在首篇，虽然容易引起注意，但也会产生怀疑，不如先批“伟元臆见”“获赝鼎于鼓担”，又将本属第二篇的“作《后红楼梦》者随出，袭其故智，伪称雪芹续编”七百余字，挪来以充篇幅，致使两篇文字，重复拖沓，不成体统。其次，在第二篇《〈后红楼梦〉书后》开头，以八百字的篇幅大讲《红楼梦》的成书与雪芹的秘闻，所谓“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之类，尽在其中。为了显示文笔的灵动，自作聪明地添加“又闻其常作戏语云：‘若有人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云”一节，遂露了作伪的马脚。我以前说，这分明是对《红楼梦》写作、传播完全隔膜者的信口杜撰，带有近代的鲜明色彩，如今思之，与此种境况相似的，当推鲁迅的《阿Q正传》。从1921年12月4日开始，《阿Q正传》在《晨报副镌》上连载。圆圆脸、一团和气的孙伏园“每星期来一回，一有机会，就是：‘先生，《阿Q正传》……明天要付排了*’”鲁迅如果这个时候说：“欲快睹我书不难，惟日以南酒烧鸭享我，我即为之作书”，恐怕再合适不过的了。第三，在完成添加首篇与二篇开头文字之后，另撰了一篇小序，序云：秋凉试笔，择抄旧作，捡得《续红楼梦》七种书后及《镜花缘》书后，汇录一处，以存鄙见。所论是否，未敢自信。论诸书多贬少褒，夫岂好为指摘他作哉？盖矢在弦上，不得不发。若雪芹有知，当心稍慰也。颇怪天下人不乏通人，而独出此数不通人，偏要续貂，何故？想通人知书难续，故不为耳。《镜花缘》自建帜者，惟于自夸不惭，与诸续如出一辙。考前人佳制，都无此病，所谓狂医无好药者也。余故论之。思元斋自识。作伪者是知道《长白艺文志》有“《枣窗闲笔》一卷，皆评论七种《红楼梦》之作”的说法的，故意将论《镜花缘》一篇剔出另计，以掩盖自撰的首篇。他不知道，所谓“程伟元续《红楼梦》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书后”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一百二十回的程本自传播开始，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所有的《红楼梦》续书，都是从程本一百二十回后的情节续起的，根本不能将程伟元的本子当作续书。作伪者在序的开头说“秋凉试笔”，已经涉及时序，那在序后的落款，顺手加上年号是极自然的事；为什么不加？心中无底耳。序之后，想到要盖章以示信，恍惚听说裕瑞有“萋香轩”之号，却误刻了“淒香轩”。买主孙楷第居然被骗住，因他对裕瑞知之不多，有《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误记“萋秀轩”为证。《枣窗闲笔》赝本炮制完毕，首先想到，胡适不大可能是合适的买主，但应该让他知道有这本书，孙楷第便成了物色的对象。果然，在史树青的“导购”下，孙楷第是如获至宝，在课堂上大讲《枣窗闲笔》。胡适曾把戚序本和《四松堂集》托孙楷第捎给周汝昌，对于这件大事，孙楷第不可能不向胡适汇报。可以肯定，胡适是看到过《枣窗闲笔》的。《邓之诚文史札记》1948年11月3日云：孙楷第来，以《枣窗闲笔》送阅，为《跋百廿回本〈红楼梦〉》一首、《跋〈续红楼梦〉七种》各一首、《跋〈镜花缘〉》一首。道光时裕府思元主人所撰。胡适辈视为秘笈者，其实无甚足取，文笔尤滞。唯有闻之先辈言：“曹雪芹，其人肥黑广额，每言只须人以南酒烧鸭享我，即可作佳小说报之。作《红楼梦》预计百二十回，仅成八十回而逝，先后已改过五次矣。书中所言俱家中事，元、迎、探、惜四春者，寓‘原应叹息’四字，皆其姑辈，与平郡王有亲。所谓‘脂砚斋批本’者，其叔所为，宝玉指别一叔，非自道也。后四十回有目无书云云”皆尚可取。在邓之诚眼中，孙楷第与胡适是一伙的。他不曾想到，与甲戌本是胡适最需要的书不同，《枣窗闲笔》却是胡适最不需要的书。胡适不想面对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的形象，更不想面对裕瑞对他的“超前”质疑，连《枣窗闲笔》是脂砚斋在脂本之外的唯一“存在”，居然也毫不动心，采取了不予置理的态度。他的论红文章，从来不提裕瑞，甚至也不提孙楷第，这决不是偶然的。胡适对《枣窗闲笔》的冷遇，孙楷第是有些不服气的，所以在燕京的课堂上大讲，且破例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卷四加以著录：“《枣窗闲笔》一卷，存。余藏作者手稿本，已捐北京图书馆。”须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的是通俗小说，不伦不类地加进了这本《枣窗闲笔》，显然是另有用心。因了《枣窗闲笔》雪芹形貌“身胖头广”的记载，“团团”的曹雪芹画像持续发酵。1949年1月，陶洙拜访周汝昌，又为曹雪芹画像当说客，致使争论延续了将近百年，足见流*之广了。五黄一农先生的“E考据”，在《枣窗闲笔》应用中有三大得意之笔：一曰在佘嘉惠《临罗两峰鬼趣图》上觅得两枚“淒香轩”印章，以证明《枣窗闲笔》之“淒香轩”一印不伪；但“E考据”不懂盖章的规矩，印者，信也，如果八首诗都是裕瑞所题，“淒香轩”之印应盖在最后一幅的落款处，而不应只盖在第四、第五幅。“E考据”当然也不懂，伪造印章是伪造书画的重要一环，据史树青《〈历代书画伪章留痕〉序》，他认识的倪思中、倪思温兄弟，就是专门伪造历代书画家与收藏家印章的好手，其伪造之印章达五百余方，早至宋代苏东坡，晚至民国潘龄皋，名家如林，随手可取。《临罗两峰鬼趣图》与《枣窗闲笔》之“淒香轩”印，焉知不是此种情形？二曰搜得裕颂庭的明信片与照片，以证明裕颂庭“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但“E考据”不懂慎终追远的古训，如果裕颂庭真是贵为辅国公的裕瑞后人，对于先人的手泽遗稿，应该像张介卿那样将其付梓，并恭请当代大佬作序以传之久远，而不应该轻易将其卖给隆福寺街青云斋书店，以换得并不急需的钱财。裕颂庭其人的落实，岂不与期待的目标背道而驰？三曰查乾隆六十年（1795）裕瑞尝托人寄给袁枚“手书一函、赠诗一章”，其中有言：瑞久欲识韩，无由可达。今闻蒲友与先生师弟之谊甚笃，故不揣冒昧，以为先容，录窗稿数篇，寄求雅正……倘蒙不弃，肯加郢削，使得附于所刻《同人集》《诗话》等书之列，则瑞幸因先生而传，一经品题，便成佳士，诚平生之大愿也。尚乞一序以荣之，借光多矣。外寄珊瑚手串一挂、常佩汉玉拱壁一件、家制荷包一双。袁枚将裕瑞的信收入《续同人集》，并将回函录在《小仓山忙尺牍》中；裕瑞对袁枚的亲笔信珍视异常，不仅将之装裱，且自识以记此事。黄一农先生评述道：两人在此初次联络时，裕瑞还告知受宠若惊的袁枚，如有“需用长安什物”，均可“代觅寄来”。袁枚的覆信在起头称“枚顿首、顿首，世子思元主人座右……”，违反了实际封爵情形，将裕瑞的头衔捧高成“世子”，并替其女弟子们代求荷包一、二枚。袁枚且请人至新安赶制徽墨以为回礼，该墨长二寸许，腹背金书“思元主人箸书墨”及“仓山叟袁枚恭制”共十四字。裕瑞稍后仍与袁枚颇多往还，“殷殷请益”的裕瑞曾寄呈己作之诗文四册，并获赠款为“思元主人吟诗之墨，随园叟袁枚恭制”之一长方墨。袁枚也于嘉庆元年应邀撰《思元主人诗文集亭》，文后还录了旧作之诗七首呈政。当嘉庆三年袁枚过世时，裕瑞在《忆袁简斋先生》一诗中亦提及两人的交往，并深致哀悼曰：“相契有文缘，神交忽数年……鱼雁绝芳讯，诗文散旧篇……不知芹芥意，曾否到灵前？”发现了裕瑞与袁枚交往的材料，确是很有价值的。但“E考据”不明白，场面上的客气话，是当不得真的。裕瑞与袁枚两人，到底是谁更“受宠若惊”？曹丕说的好：“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不要以为裕瑞“为高阳之鞠子，本帝禹之精苗”，那数篇窗稿，还得“殷殷请益”，仰袁枚为之品题，得以附于《同人集》《诗话》之列，幸而流传，便成佳士；至于袁枚为之作序，不过是信手拈来的捧场话。袁枚是与“真实的裕瑞”有交往的第一位红学人物，他的《随园诗话》是胡适《红楼梦考证》所引用的第一条（也是他认为“最早”、最“重要”的）材料，可见在“新红学”构成史的重要地位。“康熙间，曹练（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包涵三大信息元素：

1.

曹雪芹是曹寅之子；

2.

他是康熙年间的人；

3.

《红楼梦》是“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的书。黄一农先生说的对：“裕瑞对袁枚的文采甚佩服，知他理应读过《随园诗话》”，然引此书涉红记事未加评论，复曰：又，五十七年首刊的《补遗》前四卷，亦在卷一称：“余买小仓山废园，旧为康熙间织造隋公之园。”无怪乎，裕瑞在道光间成书的《枣窗闲笔》中，会与袁枚同样误系隋出任织造的时间，并误随园即大观园。按《枣窗闲笔》云：“闻袁简斋家随园，前属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约在康熙年间，书中所称大观园，盖假托此园耳。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颇裕，又与平郡王府姻戚往来。”含糊说“其先人曾为江宁织造”，不符合袁枚记雪芹依其父曹寅居江宁织造府，身历“风月繁华之盛”的史实。《随园诗话》卷十六云：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见秦淮壁上题云：“一溪烟水露华凝，别院笙歌转玉绳。为待凉夜新月上，曲栏深处撤银灯。”“飞盏香含豆蔻梢，冰桃雪藕绿荷包。榜人能唱湘江浪，画桨临风当板敲。”“早潮退后晚潮催，潮去潮来日几回。潮去不能将妾去，潮来可肯送郎来？”三首，深得竹枝风趣。尾署“翠云道人”，访之，乃织造成公之子啸厓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与雪芹公子前后辉映。雪芹者，曹楝亭织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再次肯定雪芹为曹楝亭之嗣君，且云与啸厓“相隔已百年矣”。《随园诗话》卷二又引成啸厓公子以诗赠王梦楼太守歌姬柔卿云：“侍儿原是纪离容，红豆拈来意转慵。一曲未终人不见，可堪江上对青峰？”堪为成啸厓为袁枚同时人之证。曹寅任江宁织造为康熙三十二年（1693）至五十一年（1712），袁枚此条写于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皆可约称百年，这一时间概念，袁枚是不会弄错的。与“真实的裕瑞”有交往的还有两位红学人物，一是高鹗，二是程伟元。《长白艺文志》著录《红楼梦》时提道：“或又有论者云：此书暗中寓诲淫之意，其后人于嘉庆年随八卦教匪案内被诛，亦其报也，可不畏哉。”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林清乘嘉庆皇帝承德围猎，派天理教徒一百多人攻入皇宫，被禁军捕杀干净，史称“癸酉之变”。时任都司的曹纶与子曹福昌，以林清余党磔于市。裕瑞时为正黄旗汉军副都统，曹纶、曹福昌适归其统辖，故以“失察之咎”，受到严厉处置。高鹗时任刑科给事中，在处分失察科道官员中，高鹗名列第一。“癸酉之变”让高鹗和裕瑞成了“同案犯”。没有一定人生体验，对“同案犯”间的感情是很难感知的。至于程伟元，黄一农先生已经注意到：裕瑞自嘉庆十九年起被长期圈禁于盛京，这段期间明仁外甥晋昌（1759～1821）曾在十九年至二十二年第二度出任盛京将军，而嘉庆五年即以幕友身分随晋昌入关的程伟元（？～1818）亦在沈阳书院任职，故他们彼此间是有条件相识的。晋昌与裕瑞同为努尔哈赤的裔孙，晋昌的年纪虽大十二岁，辈分却小于裕瑞。被圈禁的裕瑞当时虽遭“派弁兵”严密看守，然以晋昌盛京将军的身分，应不难因公循私与其相见，从而建立某种交情。无怪乎，裕瑞于道光间还与晋昌诗书往还并赋“应感上公曾护惜，芳情重奉一枝春”句，感念晋昌先前的照顾。但以程伟元的位阶，可能就无适当机缘与裕瑞深交，否则，裕瑞应不至于在提及《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时，称程、高二人有可能明知是伪续的，却“故意捏造以欺人”。黄一农先生不否认裕瑞与程伟元“彼此间是有条件相识的”，却又认定“以程伟元的位阶，可能就无适当机缘与裕瑞深交”，为的是替“裕瑞应不至于在提及《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时，称程、高二人有可能明知是伪续的，却‘故意捏造以欺人’”辩解。据胡文彬先生考证，晋昌有《戎旃遣兴集》《西域虫鸣草》两集，后一集卷首有裕瑞序一篇，亦有程伟元序。嘉庆二十五年（1820），程伟元将二集合刻为《且住草堂诗稿》，复撰有一跋，且置明义之跋前。诗稿共收晋昌诗七十三题一百五十四首，其中直接与程伟元唱和的占九题四十首，间接与程伟元有关的，有一题十二首，总计达十题五十二首，几乎占全书的三分之一，二人的关系，几乎到了“忘形莫辨谁宾主”的程度[17]。其时裕瑞的身份是“永不叙用、严密圈禁”的罪臣，他要得晋昌的庇护，势不能不走程伟元的门子；他又是一个与晋昌唱和的诗友，在种种把酒赋诗的场合，也不能不与程伟元交游。裕瑞和程伟元的结识，时在程甲本问世二十二年之后，出于对《红楼梦》的爱好和关注，两人应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即便见解不同，也可揭示他所了解的内情。但在《枣窗闲笔》中，却是对高鹗、程伟元的无知和诋毁，仿佛根本就不认识高鹗、程伟元似的。人是有感情的，《红楼梦学刊》1993年第3期五篇专稿对我“进行全面批驳”，宋谋玚先生义愤填膺地责问：“难道爱新觉罗•裕瑞是1927年以后的人吗？难道欧阳健同志连《枣窗闲笔》这种红学常见书都没有读过吗？”[18]而在1992年10月开封《水浒》学术讨论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宋谋玚先生，见他大大咧咧，倒有一股豪气，路上邂逅，立谈了一会儿脂本脂批，他说已写了一文与我商榷，抱歉道：“要是现在来写，可能就不是那个样子了。”恃“E考据”为法宝者，不懂得融会贯通，知人论世，才会对《枣窗闲笔》诋斥高鹗、程伟元“遂获赝鼎”“不能鉴别燕石之假”“故意捏造以欺人者”等，熟视无睹。网友“扫花斋”说：“《枣窗闲笔》是新红学关于脂砚斋与脂批的唯一历史文献，其珍贵程度不亚于基督徒之于《圣经》。任何一位认可脂批的聪明红学家，是绝不会把毫无退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拿出来做‘有’与‘无’的探讨。把这个问题放在阳光下，对于本就有所犹豫的主流红学家们来讲，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黄一农先生恃其握有的“E考据”，大胆“把这个问题放在阳光下”，尝试着“把毫无退路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拿出来做‘有’与‘无’的探讨”，实践证明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倒将问题进一步明朗化了。由《枣窗闲笔》的来源，《枣窗闲笔》的史事，《枣窗闲笔》的时代，与《枣窗闲笔》同现存《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实物的矛盾，都只能导出一个结论：《枣窗闲笔》不出于“真实的裕瑞”之手，不能支持脂砚斋的“存在”。对有些人来说，它也许是有用的；但在考证的层面上讲，却是无效的，因而是不能采信的。2014年10月23日（《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1期）[1] 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8：85

6.

[2] 陈玉黑，刘世德，邓绍基著.红楼梦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2

9.

[3] 蔡义江.《史记》抄袭《汉书》之类的奇谈——评欧阳健脂本作伪说[J].红楼梦学刊，199

3.

[4] 高树伟：《裕颂庭的“存在”及其他——“2014年第二届E考据与文史研习营”剪影》。[5] 博宝拍卖网http：//auction.artxun.*/paimai-23803-11901164

8.

shtml。[6] 吴恩裕著.曹雪芹佚著浅探[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8

7、

8

8.

[7] 张广文.《枣窗闲笔真伪辨》[J].红楼，2012（2）.[8] 周汝昌著.我与胡适先生[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