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美院张西昌丨《物我合一：传统琢玉工艺审美研究》读思

清末翡翠制品《翠玉白菜》

玉是最能集中显现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及价值观念的物质文化体系，因此，探究玉文化生成与创造者及受用者之间的关系，是认知玉文化的切实路径，《物我合一：传统琢玉工艺审美研究》即是着力于此的一本新著。本书显现了这样的价值：从人与物的关系角度切入，基于常规化的材料观念和治玉实践经验，借助与其相关的前工艺及用玉环节等诸多逻辑，进而探讨物质文化与社会文明构建之间的深度关联，是物质文化研究可以不断验证并深度推进的学术路径。

材艺合美——《物我合一：传统琢玉工艺审美研究》读思

西安美术学院 张西昌

关键词：玉石；材料；工艺；审美

在对材料假以手段，寻探物质文化的过程中，从未有哪种物料能如玉石一般，不仅和人类身体如此亲近，且又能与精神深度契合，进而上升到道德养塑的至高层面。自物质条件匮乏的史前时期起，中国先民就表现出对玉的莫测信仰与情感，这种不太重物质实用，而诉诸精神慰藉的“文化”心理，不仅透射出中国人特有的精神世界，也显现出他们在造物技艺上的灵慧与巧思。在玉文化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它所折射的，有中国人隐含其中的无限阔远和绵厚的精神意蕴，也深刻彰显了“缘心感物”“以己度物”的有机自然观。

唐玛瑙羚羊首杯

由山东艺术学院副教授姜坤鹏所著的《物我合一：传统琢玉工艺审美研究》，正是基于材艺相合美学角度进行探索的一本书。材与艺的衔接，其媒介及核心是人，同时也是审美文化的落脚点。作者由此勾勒了本书的基本框架、逻辑和指向，然后从识玉、用玉、赏玉、治玉、攻玉等角度来展开，进而探讨中国人基于玉石文化所折射的造物思想及审美。

作为本书的阅读者，有以下几点感触和思考略作拙表。

在人类寻求生存之道的漫长岁月中，认识物质与利用物质同步，了解物性，改变其物理形态或化学结构，将物质材料制造成可以为人所用的器用，便是“文化”积酿的历程。至于人类如何在实践中逐渐发现不同原生材料的物性，很多环节已经掩蔽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了。后人们想象不出，在远古时代，中国先民已经赋予了玉这种石材以特别的精神意义，为了抚慰生活中那不确定的安全感，他们不畏艰险、不辞劳苦，苦思细琢，将自己的心念和情感表达给神灵，以用自己的虔恭和卑弱换取神灵的护佑。身体机能处于弱势的人类，不得不团结起来，才能抵御自然中潜藏的种种危机，而精神表达与情感沟通的诸多诉求便落在了玉这一石材之上。作为人神沟通的媒介，不得不说，玉的文化赋义有人类艰难求存的自卑，也有力求加固族群关系的重重谋想，它是一种召唤的符号，起初便为精神而创生。

良渚文化玉琮

因精神需求的层次性划分，精神之用的玉从物材的角度被划定为不同的等级，其形态也多元各异。在本书的起首，作者便对玉石分化肇始的情况及原因进行了清晰展述，并抓住了人文诉求是玉石分化主要条件的线索来进行分析。原生材料与自然环境的地理因素息息相关，让人惊讶的是，远在新石器时期，中国诸文化形态中便已普遍出现了对玉的膜敬和使用，人类族群社会化需求的不约而同似乎在暗示中华民族文脉传续的内在逻辑。玉材的认知和获取目前仍有诸多谜团，而玉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一致性，则更让人迷惑。

在作者看来，地缘要素、工艺技术、实用和人文三个方面是玉石分化的潜在内力。从礼玉到佩玉，人类与玉石的物我对话，进一步强化了玉石工艺中的审美化倾向，也从对神灵崇祀表达的角度，慢慢与人的本体感受结合。作者所定义的“中国传统审美认识中的玉种类”，即在表明从礼玉的为神服务到为人服务的转向。这种转向，使得玉为人服务的指向更加落地和清晰，也更明确诠释了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的人文内涵。

洛阳金村出土东周绞丝纹卷体玉龙佩

作者认为，“从玉的外延来看，具有一定的蔓延性，玉材所包含的玉石品类是动态发展的。近代开始从矿物学的角度界定玉材，以现代科学的眼光认识玉材，但是我们仍然认同中国传统审美中的玉石观，也就是从感性认识出发的‘石之美者，对具有一定硬度、质地细腻、温润、色彩美观并纳入琢玉工艺的石材，统称为玉。’”作者的这一立场，其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玉文化中历史阶段性、地域差别性和人文价值的附加性。也就是说，对中国玉文化的认知，材料的化学和物理属性只是物质文化积层中的极小部分，诸多的人文要素则有待于人们的感知与透析。

洛阳金村出土东周龙首玉带钩

从物料的角度而言，玉石纵然有着天然的光泽、肌理和质感，但若没有人类文化的赋义，物就只具物理属性而已。即如古人所说的，“玉不琢，不成器”。虽然在古人的审美表达中，“良玉不琢”颇具美学高度，但也似乎是扬“道”抑“器”观念的一种延续。就形态的表意来说，若无手工技艺和心念审美的塑造琢磨，便显现不出人的理念、信仰、审美和温情。关于人和玉的关系，本书是从“识玉、用玉、赏玉、治玉和攻玉”的理念角度来阐述的。正是由于玉与人的身心互动，才衍生出了蔚为大观的玉文化体系。

清乾隆御制翡翠雕辟邪水丞

其中，审美要素是玉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人对玉之审美，一方面是玉材的天然之美，另一层面则是人工技艺的造型呈现。关于玉之审美，作者所秉持的观点是：人类对玉的审美意识是从实用性手工工具逐渐衍生出来的。质地精美的玉材逐渐从实用物具中分离出来，成为祭祀神灵的礼器，而其制作工艺也因精神性需求而愈加精致。

勾连云纹瑗 战国 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

直径6.5、内孔径4.2厘米

五六千年之前，中国人对玉石的切割，钻孔、琢磨、阴阳线刻等工艺已经非常高超。手工技艺水平的提高，与审美意识的提升相得益彰。很多考古发现证明，无论是用来装饰的佩玉、还是把玩玉以及祭祀所用的礼玉，审美的艺术性越来越显现出其重要价值。

龙首纹璜 战国 1950年河南辉县固围村一号墓祭祀坑出土 长9.6、宽2.1、厚0.4厘米

除了具体的琢磨雕刻，中国人对玉的艺术审美还表现在对“瑕”的处理上，这是有别于造型之“技”的“艺”的体现。自然造物，难遂人愿，中国人“相石”的传统，在于“循石就形”，也在于“俏色施艺”，“绺裂”“棉”“沙心”“沙包”等的天然缺失，需要在人工的智慧里“掩瑕显瑜”，甚至“反瑕为瑜”。因此，琢玉工艺的高妙不仅依靠人手，其实更赖于人心。这也便是“技”与“艺”的关联。玉的“质”与“色”，需要在人脑营构的“形”中通过雕琢而显“神”。针对材、艺和技，作者用“以材为美”“循势立意”和“留神破形”来类比，巧妙且准确。作者认为，“中国传统琢玉工艺从‘相石’‘醒石’开始构思，材料的色彩、质地、形态，甚至是材料上的肌理等都是构思的出发点。”这是技艺相合观点的一种展述。

龙形玦 商 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直径5.9厘米、孔径2.3厘米、厚0.4厘米

如果说，“艺”的巧思一直贯穿于人与玉对话的所有环节，那手工之技则显化存在于具体的雕琢过程之中，对手工技术的分析，离不开材料、工具、辅助材料等方面，作者侧重于对开料造物的宏观分析，通过长期的观察与寻访，他将用料的方法做了清晰化的归纳，如“一材多用”中的“借料活用”“套料取材”“余料绝用”，均是基于对琢玉实践的理性总结。

“技”与“艺”的相辅相成，显现了手脑并用、身心相合的传统造物之道。相较而言，“技”的知识形态具有体系化的公共属性，而“艺”则侧重私属化的个性体悟。在悠久的中国传统琢玉工艺中，蕴含着极其深厚隽永的造物智慧和人文情感。不仅是造物的巧思，更是中国人养护自身，凝聚族群的独特智慧。

鹘啄鹅饰件 宋 辽金时期 长8.3、宽7.6厘米

一切文化均基于人的创造，最终也为人所用。无论玉文化的功能如何体现，都对个人和族群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否则，玉文化在中国不会如此普遍，更不会绵延如此之久。中国人对玉倾注了巨大的社会精力和人文情感，为了获取玉材，他们不惜发动战争。借之与神对话。把玉佩饰在身上，一方面是美身，同时也是养心。甚至，会用玉归葬。

绞丝纹瑗 战国 直径7.5、孔径5.8、厚0.8厘米

玉表征着身份权力，也承载着审美和信仰。中国玉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特有的“仁”的文化。“礼”从属于“仁”。“仁”的观念的建立，对个体提出了社会性的义务和要求，它是儒家文化视角中社会构建的基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和交往方式体现着基于人性而又远超于它的“仁”的思想。在“仁”的理想建构中，个人私德即社会公德。中国人以玉比德，其指向自然是社会的构建。

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那样：“真正把人维系在一起的是他们的文化，即他们所共同具有的观念和准则。”在古代社会中，玉的使用者大多为特权及精英阶层，他们拥有对社会的统辖权力和构建意识，他们明白，赋以特别精神观念的物，就是社会构建的公器。能渗透于价值观念中的物质文化，才能更加强韧。对绝大多数人而言，美玉不易得，但成为君子，却是中国男子整体的精神构想。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即暗示出玉与人之间的隐潜关联。

串饰 战国 1957年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 长20厘米

身心相合是中国玉文化体系的基本特征，中国先民不仅将其缀饰与身体表面，还还用它来覆盖、包裹、堵塞身体孔窍，甚至有食玉的做法，尽管部分方式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范畴，但确实显现出中国人对玉的崇拜和迷恋，甚至是迷信的精神关系。不难发现，中国玉文化在玉与人之间形成了顺逆双向的二维关系，一方面，中国人用精神意念形塑着玉材，赋予它更多的人文内涵；另一方面，玉也反向滋养着中国人的身心，维护着这个族群的精神结构。以李泽厚的观点来印证，即是“‘天人合一’便既包含着人对自然规律的能动的适应、遵循，也意味着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的顺从崇拜。”

兽面纹刀 商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长9.3厘米、宽4.4厘米

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身体观念更讲究其社会属性，主张在顺应天道的基础上，更侧重在社会关系的范畴内使身体合乎人际伦理，要用精神尺度适度疏导肉身的生理诉求，但不是遏制。因此，基于社会生活应用哲学的儒家文化，养成了“缘情治礼、以理化情”的文化特质。“身心合一，由身及心”的哲学理念渗透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只有这样，儒家文化才能在族群价值中寻找其合理定位。而从身体体验出发的儒家身体观则成为个体践行的人生准则和生活习惯，这一切，都潜移默化地浸润在中国人日常的生活之中，尤其是居于社会中上层的精英分子。正是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浸润和形塑着礼俗互动中的中国玉文化观。

玉鹅 商 武丁时期 1976年河南安阳妇好墓出土

长8.5厘米、宽4.3厘米、厚0.6厘米

从材料和工艺的角度切入，以玉之审美为基准，紧扣人与玉的人文关系，进而展现中国玉文化美学观念及社会功能的养成，是《物我合一：传统琢玉工艺审美研究》一书的研究视角和学术展望。作者在材料、工艺、观念及情感之间建立起一种主干逻辑，凸显几者之间的人文关联而不逗留于造型工艺的一般细节，而是在所有环节中烘托中国人特有的价值理念，并深析其之所以产生和发展的多元因素。

在大史观的语境下，从人类造物的物质层面拓展开来，梳理和深析与之相关的非物质因素，力尽还原造物文化活色生香的血肉之躯，并非是新的学术观念和办法了。但更加重要的是，如何运用被学人不断探索和验证的学术方法而得出新见，尚是古代物质文化研究者尤当奋力的持续性工作罢。

本文为西安美术学院学科建设项目《“三秦百工”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SXLL-202101

图/玉雕界编辑

张西昌，西安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后、中国民协《民艺》杂志执行编辑、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艺专委会副主任、《中国民间工艺集成•陕西卷》主编、中国民族学会东北亚文化研究会理事、陕西省工艺美术学会理事兼副秘书长、陕西民间文艺家协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陕西省美术博物馆青年学术委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三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曾出版《千阳布艺》《宝鸡社火》《传统手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泥塑》《关中食话》《隐喻的身体：血社火民俗考察手记》等著作，发表论文60余篇。

图书部分实拍